第566章湖北十堰市委党校高质量推进为党献策

　

《吕氏春秋·大乐》篇云：太一出两仪，两仪出阴阳，阴阳变化，一上一下，合而成章。

恶乎不然，不然于不然。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。

这句话因为区分了athing和thatthing，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。依照这种理想，《经法》物自正也，名自命也，事自定也就是合乎逻辑的。从整体的思想史来看，道家传统中自字构成的一系列词汇突出的是：（1）道作为本原的自觉。这是关于然字意义最简明的概括。后来的宋明理学，认为一物有一物之理，更重视对所以然和理的探究。

王庆节《老子的自然观念：自我的自己而然与他者的自己而然》从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意义诠释老子的自然观念，叶树勋《早期道家自然观念的两种形态》区分自己如此和原本如此两种形态，都极具启发性。如果说老子是无的发现者，那么，从庄子到王弼，无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确立。孔子晚年的语录，弟子们记录就很多。

但将《论语》与上述文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即可发现，《论语》的选材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：其一，《论语》只收录了孔子师徒的部分世俗政治语录，几乎完全剔除了他们的宗教语录，即使偶有收录，也只是表达子孙后代对鬼神祖先的孝心而已，而与灵魂不死、生命循环的原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完全不同。13例如孔子弟子大多来自东部诸国，很少有来自西部者。这是我们研究《论语》剔除孔子师徒宗教语录这一现象时，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时代背景。从概率论上讲，由此应可反推，《论语》的祖本应该并未收录孔子的长篇语录。

【38】孔子的亲授弟子和战国诸子尚且如此，一般读者很少阅读、很难理解、很难记诵孔子的长篇语录，也就不难想象了。孔子要求卿大夫在朝觐诸侯时，遵守周礼，要先在堂下叩头，上堂后再叩头，不能把在堂下叩头的礼仪省掉。

【39】在这种情况下，孔门亟须自我澄清，亟须天下诸侯公卿们了解孔学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像孔子要告诉鲁哀公孔学是怎么回事一样，孔门有非常迫切的自我宣传自我澄清的客观需要。一、剔除宗教语录的目的和意义 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都是零星语录，在所有题材中数量最多，随手打开《礼记》就会看到。中国六代的读书人，古史笼统称为儒【9】。每年春天只有天王方可郊祭天帝，始祖配享，诸侯无此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。

例如鲁《春秋》一直称楚君为楚子，《左传》因为大量采用楚国春秋史料，故时而称楚子，时而称楚王。今本《论语》以古论为基础，未收《问王篇》《知道篇》。战国诸子都是伟大学者，从他们所引孔子语录的情况，可以反向推测，他们应该很少阅读孔子的长篇大论。《大戴礼记》残卷所存孔子师徒语录，即使剔除与《礼记》重复者，篇幅也至少与《论语》相当。

曾子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之一【34】，曾子弟子、孔子嫡孙、孟子祖师爷子思也是伟大学者，他们对孔子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，对孔学崇高历史地位、伟大理论意义的理解，不仅远远超过了孔子的升堂弟子，也远远超过了几乎所有的战国诸子。其目的应是：其一，凸显孔子世俗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的形象，使孔学完全成为世俗政治学。

人类文明早期的思想文化，无不人神杂糅，故所有的氏族部落国家，无不实行政教一体的治理方式，各族各国早期的酋长王侯都既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，是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宗教专家，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也无不具有政教杂糅的特点。孔学原本非常复杂，既关乎宗教鬼神，又关乎世俗政治。

详见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·前言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何况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，随着铁器的推广，经济高速发展，社会财富积累很快，天下正在加速世俗化，战国时代中晚期天下的世俗化即已基本完成。【18】 就上文对《论语》不选孔子长篇大论的这一推测，下面想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我的想法。战国诸子无论是否赞成孔学，大都经常引用孔子语录，不过引用的都是零星短章，尚未发现引用长篇语录的例子。但这样的原始记录，却掩盖了孔子师徒作为最早的世俗政治新儒的本质特征，所以《论语》的编辑者最终剔除了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，只收录了他们的世俗政治语录，这就突出了孔子新时代新政治家新思想家的本质特点。孔子的长篇语录，既然内容无比重要，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都极高，《论语》的编辑者自然没有舍弃的道理。

7后世学者因此断定老子是孔子的老师，《老子》早于《论语》。鲁国地处东夷故地，其国民基本上都是殷人，那些政教杂糅的古儒，其职业、衣着、走路、说话等特征，鲁哀公应该非常熟悉【20】，自然不需要询问孔子。

《论语》编辑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材，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，是否达到了目的，此举对孔子形象的塑造和孔学学术地位的确立有何影响，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。天王灵主的供奉之所才称庙，诸侯则称宫，而鲁侯竟称周公之宫为太庙，且郊祭天帝，所以《八佾篇》经常批评鲁侯及其权臣季孙氏僭越礼制。

考古学家最近正在河南继续考古发掘5300多年前的黄帝古城(古人酋长名、部落氏族名、祖先子孙名，往往都不分。古儒开始褪却宗教色彩，可能始于西周时代，这应与商末统治者过度倚重鬼神、过分藐视苍生，以致被蕞尔小国灭亡的惨痛历史教训有关。

西周除了镐京之外，其余地方均可称乡，例如乡学(诸侯所办)、乡邑大夫(县长)，均保留了这一古意。上文举例初步分析的五个独立单篇，或总论仁学和礼学，或分论仁学、礼学，即使是《诗经》专论，理论性也很强，都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，《大戴礼记》残卷保存的孔子的许多长篇语录，也都如此。第四，周人读书的习惯和学习孔子长篇语录的难度。哀公与孔子对话，当时理应称公，但哀公去世，谥号为哀，弟子后学则应改称哀公，不然不合周礼，后人也不知道是哪一位公。

孔学本有普及本和学术本，可惜战国至今学者很少关注学术本，以致对孔学理论的理解失之于肤浅，这是《论语》编辑者始料未及的。18详见吴天明：《孔子的道德学问不只一条主线》，《求索》2017年第4期。

三个阶段是：孔子晚年，无须编辑的长篇大论各自独立传世阶段。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的任何证据，说明他只讲义理，而义理之学本是国学高年级的课程。

而孔子论述重大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的长篇语录，少则上千字，多则几千字，很不方便读者阅读理解记诵。这自然是《论语》的编辑者应该考虑到的。

这些语录只有极个别的见诸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编辑者不可能没有这一点见识，而遗弃孔子晚年思想成熟时的长篇大论。商朝政教杂糅的古儒，很可能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更加发达的东夷地区，即今山东、河南中东部。32农业史家一般认为，《夏小正篇》应记录于商朝末期，最晚记录于西周初期。

【19】鲁论二十篇，与古论基本相同。六艺虽然政教杂糅，其主题也是现实政治和古代历史，而不是宗教鬼神。

【15】 孔子的徒子徒孙既忠实地记录了孔子师徒的世俗政治语录，也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宗教语录，这是秉笔直书，是中国极其古老的史家传统。39打压孔学的重要方式之一，是把孔子的世俗政治儒学与古老的宗教政治儒学混为一谈。

这就是说，传世《论语》的三个版本，都没有孔子的长篇语录。所以我推测，编辑者对选编孔子世俗政治语录短章的《论语》，和孔子的长篇政治语录、历史语录，很可能有一个分工：零零星星的短章语录，选取一部分收进《论语》，供普通读者阅读学习，以便普及孔学、推广孔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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